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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土地抗爭的點線面 — 以農業社區為例

空間土地抗爭的點線面 — 以農業社區為例

高壓的政治氣氛讓不少港人萌生移民念頭,筆者有些朋友更已經坐言起行。「反修例運動」經年,反抗者在陣地戰中節節失守,面對國家機器的強力打壓,很多人對前路都顯得心灰意冷,只有意志堅強者仍在組織「街頭遊擊佔領」負隅頑抗。

選擇(或無可選擇下)留在香港者,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好些支持「攬炒」的人,口頭上說為形勢感到振奮,但暗地裡卻各有個人盤算。假如雨傘運動後的「深耕細作」不是口號,不是止於區議會選舉的話,有策略地暫時(再次)退出抗爭的前線,經營非主流的空間及土地使用,或許是留港者要有尊嚴地活下去的唯一出路。

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當一個城市連基本的糧食及水源自給也做不到,土地亦為強權資本牢牢控制,只倚靠消費者運動及街頭抗爭為主的城市運動,實在看不到什麼出路。

筆者在本欄提及過的古巴,就是活生生在強權環伺下仍能莊敬自強的歷史實例。全國 33,500 公頃的國土化整為零,變成一個個由村落支撐的農業社區,在蘇聯解體後美國鎖國的艱難時期,建立起 145,000 個小農場、 385,000 個花園園圃、 6,400 個城市園圃及 4,000 個合作社農場 Organoponicos ,在沒有石油沒有化石燃料的補給下,建立起一個自立於全球化貿易下的社區生態及糧食供應系統。如果連古巴這樣的一個「窮國」也可以做到,身為國際城市,備受世界關注,仍為重要金融中心的香港,假如能夠有古巴十分之一的決心,推動的成效便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具體的做法,自然是由十八區的地區層面開始做起。以香港的地理脈絡而言,至少有「鄉郊線」和「城市線」。

在「鄉郊線」工作的朋友,必須放下城市人的有色眼鏡,致力於連結世居於鄉郊的原居民二代。不少蟄伏於村落而有志改變的年輕原村民,都受到這幾年城市運動的影響而躍躍欲試。不同於城市,香港的鄉村大多保留某種較完整的人際關係網與地理格局,較有條件推動古巴式的 Organoponicos 、以農業社區為本的鄉郊群落。

這種人際關係網,實在非常難以向城市人說清楚明白,因為城市的本質就是原子化的個體組合,由割裂的空間強化疏離而互相競爭的個體關係。威權政治會進一步令城市原子化。過往香港社區的深耕細作大多集中於城市,對這一層的空間政治避而不談的結果,就是發現只能透過選舉匯聚社區能量,但社區自主的組織難以生根,因為城市人難以自覺地發現自己的生活方式,根本無法打破地理空間上對社群組織的掣肘,結果是良好意願淮橘為枳,矮化為單一的選舉動員。

但鄉郊不同:同樣是搭一架巴士,在大嶼山和在市區搭的經驗便已經完全不同。在大嶼山搭巴士,我會記得某幾位巴士司機,上車打招呼,落車講多謝,司機駕車迎頭碰面會揮手示意,這些習慣由我年少時到成年後再回大嶼山依舊不改。是否大嶼山的人特別友善?不見得。但空間會改造人性,習慣是變革力量,則是千古不易的真理。社區自主不可能單由消費推動,消費頂多是變革的開始,但空間的掣肘會阻礙持續的動力,如何由消費的點,持續到空間和社區的線,再去到制度性層面,是希望推動持續變革的人的必修功課,亦是希望之光永不熄滅的關鍵。

要推動農業社區,概念上不難。城市的層面,就是屋村園圃、屋頂農場和地區墟市,這些是點。點夠多了,就可以試行用在地食材取代校園高油高鹽高碳排放的午餐、由農地到餐桌的消費者運動亦可以不只是有錢人的專利、甚至是在既有供低收入人士居住的社會房屋加入地產地銷的元素,讓窮人不用常吃快餐增加健康風險。這些是由不同的點而連成的線。農村則是連結點與線的關鍵,一方面確保生產有地理肌理所保護,社區文化得以免受侵蝕,一方面有大量小型的地區民間團體連結生產者和消費者,把這些點與線編織成更緊緻的網,有這些網可依附,微小的個體才更有抵抗巨風巨浪的可能,而不致沉沒。

商管課程常討論有關「破壞性創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 」的概念,說的是顧客如何被創新的商品吸引,改變自身消費習慣,最後匯集成主流的動態過程。套用統計學的常態分佈,我們可以期望在一個群體當中,約略有 2.5% 的消費者是創新者,有 13.5% 的消費者是早期採用者,但有 68% 的主流和 16% 對一切創新抱有懷疑的滯後者,會窒礙整個創新的進程。創新之所以具備「破壞性」,是因為所有推動創新者都必須跨越這兩個 15% 與 85% 群組間的鴻溝 (crossing the chasm) ,先「破壞」常識,然後才有創新的可能。

同樣的概念也可以套用於社會變革。推動農業社區,大概會被68%的主流和16%的懷疑論者譏為異想天開,但只要做好那15%的部分,我們便可以進入「破壞性創新」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剩下的,就只有起始創新變革的時機。

原刊於《信報財經新聞》;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