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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伴隨官司消瘦的清潔工  被運動放大了的一件「小事」

【特寫】伴隨官司消瘦的清潔工 被運動放大了的一件「小事」

內容: 

(獨媒特約報導)去年的8月5日「大三罷」,一名清潔工涉阻攔防暴警截查少年而被帶上法庭起訴,新聞一出,關注者眾。何永隆先生月初被判阻差辦公罪成,在裁判官面前,他是協助可疑少年逃脫、罪大惡極的清潔工;在運動的支持者眼中,他是仗義犧牲自我的「手足」。何先生沒有想太多這一切會置他於何種境地,言語間對官司好像滿不在乎,無所畏懼,然而身體不會說謊,日漸消瘦的身驅,透露著何先生未宣之於口的心理壓力。他說,這只是一件小事,只不過被這場運動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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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首天,我在法院外問何先生:「你看起來瘦了?」

何先生壓低聲線說:「呢排食得唔係咁好囉。」

上一次見到他,已是今年1月的審前覆核。案件本來排期2月開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何先生無奈地等待至5月才能夠接受審訊。除了這些不由他控制的停滯外,香港現時的社會形勢也為何先生帶來難以名狀的壓力,「每況愈下,那些大話,好像愈講愈多似的!」

庭上播放的影片拍不到何先生伸開雙手在防暴警面前「左移右移」,鏡頭一轉,便是警察大叫:「你阻差辦公!你阻差辦公!」然後何先生遭到3至4名防暴警察按地制服,從被鎖上手銬到被帶上警車之間,他不下五次高呼:「阿sir屈手啊!」

被捕後,何先生被送往深水埗警署,但是其後又突然被轉往紅磡警署。何先生的少年時代,曾做過小混混,所以對著警察表現得毫不害怕,「對於我這些見過世面,file 厚過本電話簿的人,吹得我漲?」

同一警署內還有另外數個被捕的年輕人,幼嫩的他們,一頭子栽進了示威的戰場,便要迎來急風驟雨式的政治打壓和各種形式的侮辱。

何先生在一旁看著年輕人被警察以惡劣的態度對待,言語夾雜著粗言穢語,動作粗魯,深明警察欺負年輕人,可是也做不了什麼。

而何先生自己也多番要求打電話給妹妹,結果呢,警方拖延五個小時後才安排到。在扣留48小時期限屆滿前一刻,警方決定落案起訴何生。此時,何生再次提出打電話給妹妹的要求,希望告知她上庭的時間,可是一直被拖延,拖著拖著,拖到上庭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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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被指阻礙警長馮耀彤(圖)截查叫囂少年

最終,何生在8月7日被帶往九龍城裁判法院「過堂」,罪名是阻差辦公,而他最親的妹妹卻沒有出現在旁聽席上。

何先生在從前當小混混的日子裡,做壞事被逮個正著,出入警署是常有的事,偶爾會惹上官非。這些大多都是他口中的「court 仔」(裁判法院)案件,不用靠律師,出庭自辯便可應付到。可是這一次,何先生感受到山雨欲來之勢,心知不妙,因此當囚車到達法院大樓的羈留室後,職員問他需要不需要找當值律師,這一次何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要!」

控方在庭上沒有反對何先生保釋候訊,但是要求附加每晚12時至早上6時的宵禁令。這無疑是斷絕了他夜班工作的機會,儘管他的律師替他陳情反對宵禁令,說未能工作的話將陷入經濟困難,無法負擔5000多元的租金。但是裁判官一錘定音下,宵禁令就成為了不可逾越的誡令。

待保釋手續辦理好後,何先生匆匆地買了一部新電話,才能聯絡上妹妹,告知她被控告的事。往後的每一次聆訊,妹妹總是風雨不改地到場旁聽,在她的眼中,何先生是一個「報喜不報憂」的好哥哥,遇不快事總會一笑置之。

有關何先生的新聞亦在網絡世界引起不少迴響,大家都為法庭對於示威者不近人情而婉惜,有的網民更計劃替何生籌措飯碗搞砸後的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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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踏過六層的唐樓樓梯,去造訪何先生位於深水埗的住所。我們須踏過一、兩層梯間的溼濕地面,一堆煙頭浸在那些積水中。有的樓層的光管壞了,只能在昏暗中避開積水。

甫入門,便聽到兩隻巨型的龜在廚房爬行的聲音,何先生的睡房亦擺放了一個裝著刺蝟的大籠。他喜歡每天以小動物為伴,但「不喜歡對住咁多人」,因此一直以來都找夜班的工作來做,每星期都至少能開工三至四晚,在荃灣某商場做「吊船」,負責高空清潔的工作。假日會去大嶼山,「望吓山、望吓海,心就舒服啲。」

何先生的住所雖然只有一百多呎,卻沒有逼狹、昏暗的感覺,雜物不多,廳的收音機和報紙擺放得井井有條,摺好的衣服和褲子則整齊地疊放在睡房的架上。

他的家沒有椅子,我們席地而坐,就這樣聊起天來。窗外傳來鴨寮街店舖大聲播放的經典流行音樂。

早在去年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何先生便留意到「反送中」這股浪潮,但就像熱切的旁觀者般留意,僅此而已。直到7月21日元朗西鐵站發生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何先生如不少香港人一樣,看罷網上的影片後,驚訝於警方的不作為。

「十年都無去過元朗一次」的他,在一星期後遠赴元朗。當日為抗議7.21事件而號召的大遊行,早被警方發信禁止,成為了「未經批准的集結」。他不怎麼考量過自己會否因不熟悉元朗的地勢而身陷險境,皆因心底裡「有谷氣」。

2019年8月5日,網民號召罷工、罷課、罷市(合稱「三罷」),全港七區各自有居民發起大型集會,希望迫使政府全面撤回修例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一如所料,當天的香港社會並沒有完全停擺,各區堵路、警民對峙、催淚彈、清場驅趕成為常態,火頭處處,街頭混戰由早上持續到黑夜,盛載著眾人的憤怒而難以平息。

在人人強調自力更生的香港,工會文化和工運意識一直以來都難以落地生根,政治性的罷工先例更是鳳毛麟角。即使社會因為是次反修例風波而覺醒及急促地政治化,然而若果欠缺事前的組織和醞釀,甚至是長久的工運土壤,就算是對政府有所不滿的市民,也難以冒著經濟(飯碗)和政治上的風險去參與罷工。

結果是,要返工的繼續要返工,而抗爭的代價,就落在像何先生般在「三罷」混戰中被拘捕繼而被起訴的人去承受。人數不足以形成強大的保護傘,無權勢者終究還是難逃被逐一擊破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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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見到何先生,他總會吐糟一、兩句:「呢單案好輕 kan 啫!都唔知點解要搞咁耐!」他曾經以為,安排於今年1月8日的預審是最後的一次上庭,我提醒他那只是預審,又開啟司法機構的網站查看他的案件編號,顯示預審後還有三日的正審。此時他才道:「有一點點印象。」司法程序橫跨各種步驟,為顧及公義,時間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成本,但是這種拖沓,並不是所有基層的市民都能消化到。

「其實只是很小事,只不過被這個運動放大了而已。」何先生說,還有很多年輕人,正面對更加嚴重的控罪。

然而在政權眼中,像他這般牽涉示威案件的「攪事份子」,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即使動用大量的資源去對付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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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出入法庭的何先生

有一夜,何先生在凌晨兩時多突然聽到門鐘聲,一打開門,竟是四男一女的警察擠滿了劏房外的走廊。警察隨即問他姓甚名誰,要求他出示身份證。何先生這才知道,警方要突擊上門去確認他有否遵守宵禁令。

那次「夜半敲門」著實驚動了何先生,使他往後的日子寢食難安。難以入睡的時候,何先生會打開 YouTube ,收聽各種網台節目和直播,打發打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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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上庭的時候,何先生的宵禁令獲得撤銷,意味著他可以重投讓他較自在的夜班工作,可是同時間,律政司由原本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改以《侵害人身罪條例》起訴阻差辦公罪名。前者最高刑罰是罰款1000元及監禁6個月;後者則最高可處兩年監禁,罪責更重。

然而何先生決不肯認罪,「如果這樣都能夠入罪,那真是世紀冤案了!」

最終,何先生在裁判官席前,真的被判有罪了。

宣布裁決之前,他還在庭外跟我們一眾記者說:「下午又有廿多個人上庭了,你們工作應該很忙吧?」看著他憔悴的面容,顯然前一晚睡得不好,仍在不斷地追看這場抗爭與及被捕者的消息。

黃國輝裁判官嚴正地指出,何先生被拍得主動走近叫囂的少年,攔住了防暴警,「正正是因為你」令該少年最終逃走了,案情嚴重,故下令何先生即時還柙等候判刑。

辯方律師建議休庭一會兒,與何先生商討申請保釋,轉過頭,何先生已氣沖沖地走向門口,用力地推門步出。黃官再聽取辯方陳詞後,依然拒絕讓何先生保釋。他只好步入犯人欄,散庭後由懲教人員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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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柙了10多天,何先生最終被判處160小時社會服務令。誠如辯方律師求情所說,對於「手停口停、為口奔馳」的基層市民來說,要抽時間為社會做無償勞動,已經是一種懲罰,不代表輕判。

10多位支持者守在法院外等候何先生,他獲釋後,向大家鞠躬致謝,又舉起「五一」手勢,說:「一齊加油!」

被羈留的日子不好過,何先生撐著大眼袋,明言需要休息一兩天,才能夠逐一細陳感受,可是他還是禁不住說了一句:「再嚟多一次,我都會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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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出生地在馬來西亞,小時候隨家人來到香港定居,人生只想安安樂樂地過去,儘管現時「餐搵餐食餐餐清」,他也算是樂得簡單、自在。可是香港自去年開始發生的示威浪潮,撕破了繁榮、自由的假象,何先生眼見「啲後生仔揹重罪」、警察「無法無天,無法律制裁佢哋嘅」,他有想過回去馬來西亞度過餘生,案件開審前,連家裡的大龜也送了給別人。

他不是沒有想過一個至今還未實踐成功的抗爭方式:「全民罷工」,可是當想起同事們大多是立場保守,「一講呢啲,就拍哂枱㗎喇!」他常自言「讀得書少」,想不到可以如何贏這場仗,「真係唔識講。」然而,即使是學庫五車的人,又會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麼?

對於自己的案件,他已沒有再多的話要說,每次傾談,話題總不自覺地轉為細數警察的各種濫權行徑,「掂一掂,又話襲警」、「邊個大就邊個惡哂」。連珠發砲的話語,旁人想插嘴也找不到縫隙。

「目前睇唔到可以點贏」,但是何先生可以肯定的信念是,「要獨立調查,徹查警隊先」,在他的能力範圍內,唯有「一個動作、一句說話,可能幫到後面少少。」

記者:黎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