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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風暴身旁,新加坡成了誰的「安全港」?

大概三年前,我和一些朋友開玩笑說,香港可能會出現一個新加坡的「流亡政府」。當時,身邊好些新加坡人,紛紛捲起鋪蓋去了香港。其中比較高調的有新聞學教授 Cherian George,他在被南洋理工大學兩次拒絕終身教職後,被迫離開新加坡、去了香港浸會大學;當時,有人認為他對於新加坡政治和媒體自由的批判性文章,會對該大學構成「聲譽風險」。然後是劉浩典(Donald Low),他從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辭去副院長職務,現今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那時還有人猜測,現任總理李顯龍弟弟李顯揚,是否會移民。

對於這些在新加坡被壓制、亦或是直接感受到了壓迫潮寒的人而言,香港是一個他們可以逃去的、更為自由的地方——不過,這個笑話如今已經不再被提起。不是因為新加坡的壓迫不再強烈,而是因為香港的形勢,變得越來越嚴峻。

2019年掀起的反修例抗議運動,規模越來越大,演變成一種越來越絕望的嘗試。當中國中央政府試圖將一項擬議中的國家安全法強加給香港的消息一傳出,局勢變得更加黯淡。6月30日,法案全文公佈;7月1日,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對該法。「一國兩制」的原則正在我們眼前崩塌,國安法會瓦解香港相對於中國大陸所享有的自由嗎?

在討論和猜測香港未來的同時,這場持續的政治動盪可能對其他地方產生的影響,也一直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新加坡與香港被視為「姐妹」,有諸多相似之處、亦有競爭之勢,當香港經歷這一場場撞擊時,新加坡又會被怎樣影響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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