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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日遇上「中華民國台灣產」

元旦日遇上「中華民國台灣產」

何時何地,何種狀態,生活總需要一些調劑,元旦日朋友建議到旺角花墟買花,不懂欣賞花的灰記奉陪。走著走著,在人群中赫然發現一個又一個被丟棄,標誌著「中華民國台灣產」的紙皮箱,登時有種難以名狀的感觸。雖說「反送中」運動的遊行示威,每每出現代表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出生於親國民黨家庭的灰記,卻早已過了面對此旗會肅然起敬的階段。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每逢雙十節,青天白日旗便在港九、新界很多地區飄揚的情境,離灰記已很遠很遠。也許是前路無明,被「中華民國」這四字牽引也是情理之中,中港台曾經有過錯綜複雜的「糾結」 ,中國已「全面管治」香港,依然「自欺欺人」地以破了產的「一國兩制」向台灣招降,這一招就連墮落窩囊的國民黨也不可能接受。「反送中」運動曾出現過「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標語,但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民主化已經超過二十年,台灣前途不再是國共兩黨「私相授受」的玩意,台灣人有香港的「前車可鑑」,絕不會重復香港的舊路。

在內戰被毛澤東共產黨打敗的蔣介石國民黨,於中國大陸沒有容身之所,一九四九年退到台灣,而因為二二八屠殺,台灣本土人認定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二二八事件,聽命於中共的台共也曾參與反抗國民黨的鎮壓,不少台共黨人因其最高負責人蔡孝乾變節,而被國民黨殺害)。不過,從中國大陸避走香港的國民黨人、反共人士,卻在這個共產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英國殖民地,繼續奉中華民國為「正朔」,與在香港的共產黨人、親共人士形成兩個陣營,延續「國共內戰」的敵對和競爭氣氛,由政治、文化、教育、體育到民生都有左右之分,你左派有共產黨控制的長城、新聯、鳯凰等電影公司,我右派有國民黨授意的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統率香港其他非共影業公司;你右派有《香港時報》、《工商日晚報》、《星島日晚報》,我左派有《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你左派有香島中學、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我右派有德明中學、大同中學;你左派有國貨公司,我右派有台灣民生物產公司。

至於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 — 足球,「國共」更經常在球場上較量,左派球會愉園、東昇大戰右派球會東方、南華、光華經常成為焦點。莫說體育不涉政治,報道和評論都是「政治掛帥」,灰記還記得清楚,當年的《香港時報》體育版足球專欄,就把愉園稱作「愉快完」,把東昇稱作「日落」,對這兩隊球員的演出都是先入為主的苛刻批評,而非「以波論波」(灰記當年也不會冷靜看這些評論,亦是先入為主的討厭左派球隊和球員),至於左報怎樣招呼右派球會和球員,灰記沒有看左報就不得而知。台灣的國民黨在「足球戰線」佔優在於大陸的共產黨不能容忍與中華民國同場 ,相繼退出世界以至亞洲各大體育組織,於是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代表中國出席奧運、亞運(楊傳廣和紀政的故事,相信很多灰記那個年代的人都聽說過),以及其他單項的國際賽事。由於台灣曾受日本統治,只流行棒球不流行足球,香港則因受英國統治,足球十分盛行,直至一九六六年,都是由香港踢得最出色的球員代表中華民國,例如有球王之稱的姚卓然、「牛尿」黃志強,香港第一位效力英格蘭頂級聯賽球會的「阿香」張子岱,與左派影星白茵結婚的「神童」黃文偉,還有後來評論足球相當有名,也客串電影的「阿叔」林尚義。中華民國並曾於一九五四和五八年亞運會,連奪兩屆足球金牌,都是香港球員的功勞(近年一些當年曾効力中華民國的香港球員如黃文偉、何容興,以曾貢獻台灣為由,成功爭取台灣政府授予榮譽性質的中華民國護照)。

整個五、六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依然是這小島的「政治主流」,無論親國民黨還是親共產黨都以中國人自居,逃避共產黨統治的灰記父親,就曾對還是兒童的灰記說:「我是中國人,當然恨英國人。」然後提醒灰記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他之所以希望灰記入讀當時一所還是親國民黨的中文教會中學,就是為了灰記能好好學習中文和中國歷史,不要「數典忘祖」)。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就是兩種中國人旗海的交量。記憶中,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遠比五星紅旗多,不要說國民黨人聚居的調景嶺,一些徙置區(公共屋邨的前身)亦掛滿青天白日旗,蔚為奇觀。灰記的家不但會在窗外懸掛青天白日旗,灰記亦會拿著紙國旗,走到街上炫耀一下「愛國心」,並以能參加國慶晚會聚餐為榮,還記得聽過「寶島歌王」青山唱「愛國歌曲」。直至七十年代中中學畢業,灰記都是以「反共愛國者」自居,幻想蔣總統「光復大陸,解救難胞」。

當然,當年這塊相對比台灣、大陸自由的土地,除了國共兩黨在各方面的交量,也有企圖獨立於兩黨的文化及教育建設,新亞書院是其中一個重要搖籃,這些來自大陸的自由主義者雖然流落香港,但相比在大陸全部要噤聲的「同儕」(很多連噤聲的自由也沒有,要毛主席和共產黨交心,最終難逃受殘酷逼害),他們幸運地多了說話的自由。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雖有胡適作「招徠」,但若敢諷刺時弊,鼓吹政治改革,批評國民黨獨裁,一樣當殃,最早期是雷震被判刑和殷海光被逼害鬱鬱而終,後來還有柏陽、李敖等受牢獄之災(他們都是隨國民黨到台灣的外省人)。香港曾長期容納不見容於大陸與台灣的獨立思潮和異見者,除了中國的自由主義,七十年代從西方引入不同左翼思潮(有別於中國官方思想)的本土青年,對推動香港的改革亦有一定貢獻,「混雜、自由」,這是香港其中最珍貴的遺產。

回到「中華民國在香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七一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美國總統尼克遜七二年訪華改善中美關係,以共同對付蘇聯,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開始衰退。灰記還記得很清楚,當中國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時,一些之前親國民黨的同學「跟紅頂白」,隨即批評台灣這麼小怎能代表中國,國民黨統治腐敗,蔣介石獨裁等,好像完全忘記他們也曾批評過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的倒行逆施。及後在香港出生成長的第二代亦多關注本土事情,少理國共之爭。

而當香港不同取向的中國人還在爭論那個中國政權是正統時,老謀深算的英國人早就接受現實,在一九五四年便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互設代辦(顯示日後若要談判香港地位,對方一定是共產黨政府,而不是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七年代替楊慕琦擔任港督的葛量洪,回應楊慕琦計劃(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令香港人可多些參與城市的治理),說香港問題最重要就是與中國(指的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楊慕琦計劃最終不了了之。而根據二零一四年解密的英國官方檔案,中國總理周恩來曾於一九五八年強烈反對英方「將香港的殖民地體制變更為新加坡式的自治嶺」,反映中國亦極力反對推行任何可令香港走向自治的改革,符合中共專權的特性。

到了七二年,中英更互派大使,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當七九年美國「捨棄」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建交,繼承父業的蔣經國亦不再延續蔣介石的「反共復國」政策,香港對台灣的重要性隨即下降,中華民國在香港的「身影」愈見萎縮。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決定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進入後過渡期。踏入九十年代,繼承逝世蔣經國的台灣本省人李登輝專注台灣本土化和民主化,有國民黨背景的公司/機構相繼關閉,如香港時報,台灣民生物產公司等。而電影、文化、體育以至商界,一些原本親台的機構/人士,後來都接受現實,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甚至接受共產黨的統戰,如星島報系、珠海書院等。

中華民國不但在香港的「身影」逐漸萎縮,其國際空間亦然,不但邦交國逐一被中華人民共國奪走,很多國際組織的會籍亦被中共取代,或不能再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例如體育就只能用上中華台北(大陸更以中國台北相稱,以顯示「台灣屬於中國」)。 當台灣與香港的關係逐漸疏遠,香港人無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時,共產黨卻計劃以香港作示範,謀求以「一國兩制」方式「統一」台灣。中國七十年代末告別毛澤東瘋狂的「共產主義」實驗後,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成為中國最有實權的人後,頻頻向蔣經國示好,希望兩岸和平談判統一中國。蔣經國則繼續其「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 後來鄧小平透過李光耀邀請蔣經國會面,蔣沒有應承,因為經過在大陸與共產黨鬥爭的經驗,「共產黨不能信任」。據報他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也說過與中共談判是自殺的話。蔣的說話,香港老一輩的人如今應該感觸良多。

不知道現在台灣人如何評價蔣經國,他掌權後沒有放棄蔣介石的鐵腕統治手段,動員戡亂令(類同緊急狀能/戒嚴令)仍然継續生效,白色恐怖依然瀰漫,與此同時,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在此多寫兩筆台灣的「戒嚴令」,動員戡亂全稱全國總動員戡平叛亂,是國共內戰時國民黨所頒布的緊急命令,以「平息共產黨的叛亂」,但內戰的結果是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敗走台灣,並將此令一併帶來台灣用以鎮壓異己和震懾台灣人。現在的「港版國安法」有點像動員戡亂令,都是政權用以鎮壓異己和震懾港人的「法律武器」。

很多人將蔣經國、鄧小平兩人的晚年相比,兩個好聽一點叫政治強人,難聽一點叫獨裁者,晚年作出了不同的選擇。蔣選擇開放,於死前一年(八七年)取消動員戡亂令,其接任人李登輝亦加快開放步伐。台灣人經過幾十年前赴後繼的抗爭,付出無數的生命與血淚,逐步實現開放和民主,由一九九六年起,台灣總統不再是永續連任和私相授受,而是由台灣人一人一票選出。當然,和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令財富進一步集中於少數手中,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等的問題,但台灣現在是華人社會最自由民主,人權最受尊重的地區,則沒有人能反駁。

至於那邊廂的鄧小平,推動「走資」的同時,將政權牢牢掌握於自己和共產黨手裏,至死不悟。八九年血腥鎮壓學生和民眾政治改革的訴求,就是明言拒絕開放政治。缺乏政治改革的資本主義道路,即所謂黨國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比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產生更大問題,除了更巨大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藉公權力尋租的貪腐一發不可收拾。國家(其實是共產黨)「有需要」隨時可以打壓任何民營企業,甚至以不同藉口/形式沒收資產。習近平上台後,其個人以及共產黨的權力更集中,他本人更全面仿效毛澤東,要走上「永續連任」、「唯我獨尊」的回頭路,民間以往因為經濟市場化曾有過的一點空間全面被堵塞,異議/抗爭者受到更大規模更殘酷的打壓。

而在一個趨向更獨裁專權的主權國下,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示範單位註定距離民主化後的台灣愈來愈遠。不過在此之前,共產黨利用經濟利益,引誘台灣的商家巨賈和國民黨政權「靠攏」中國大陸。零八年國民黨馬英九擊敗民進黨謝長廷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兩岸關係曾出現一段「蜜月期」,各方面的交流變得頻繁,客運和貨運可以直通兩岸,不需經過中轉站(通常是香港)。最高潮是一五年,馬英九沒有「遵從」蔣經國的「三不」「教誨」,亦忘記了歷史教訓,與習近平在新加坡歷史性會面,國共兩黨企圖開展第三次合作。不過,此前的一年,因為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標誌年輕人對共產黨的強烈不信任,反對兩岸經貿進一步整合。一六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的蔡英文以六百八十萬票擊敗國民黨的朱立倫和親民黨的宋楚瑜(經常走訪中國大陸),朱宋兩人加起來的的票數還比蔡少百五萬,顯示台灣人並不信任與中共走得太近的政黨。

而蔡英文於接近任期完結時,因為台灣經濟持續低迷(與中共經濟杯葛有關),民望甚低,而由中共「加持」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一度選情看漲。不過,一九年因為特首林鄭強推「逃犯條例修訂」,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並受到血腥鎮壓,持續超過半年的反抗運動,「喚醒」了台灣人,在「經濟利益」和來之不易的自由自主之間,台灣人選擇了後者,蔡英文在二零年的總統選舉,以八百一十萬票,二百多萬票之差擊敗國民黨韓國瑜,成功連任。二零年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中共不斷「文攻武嚇」,軍機犯境,連台灣官員到駐香港的機構履新也被港府(奉中共命)阻撓。而曾經積極將中國納入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的美國,現在也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威脅,加強其「圍堵」中國的態勢。

二零年對香港人來說更是透不過氣的一年,中共彷彿把台灣選舉的「敗局」和與美國的「破臉」,歸咎香港人一九年的抗爭,抑或是出於極度不安的虛弱心理?無論如何,港人最遭殃。「港版國安法」的頒布,標誌中共失去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自信,禁絕一切形式民主自治的聲音,摧毀「一國兩制」。而心領神會的林鄭政權及社會建制,無不竭力配合中共「全面管治」的「君臨」,一起又一起的侵犯人權事件,一個又一個迎合政治需要的檢控、判案和社會「改造」,過往港人所享有的言論和表達自由迅速萎縮, 快到了差不多可與現在的中國大陸和動員戡亂時期台灣相比的地步。

曾幾何時,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以中華民國之名,對港人以「同胞」相稱,以優惠政策吸引港人往當地升學、定居,因為當時的港人大多是逃避中共政權的大陸「難胞」及其子女,不知當年受壓的本省人對此會有何感想?今日,台灣由本省人政黨民進黨執政,仍稱自己為中華民國總統,被中共咒罵為「台獨分子」的蔡英文,多次聲援香港人的抗爭,並高調探訪移居台灣,曾被中共無理拘押八個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但沒有如當年國民黨般,以「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名義接濟被中共逼害的人,香港人不再是「同胞」,要移居台灣避難,和移居任何國家一樣,並沒有任何優惠。

此刻,那些被捨棄的「中華民國台灣產」紙皮箱,好像一個又一個的「墓誌銘」,教人聯想香港與台灣透過中華民國曾有過的「手足之情」。九七後,特別近這幾年,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在香港已成禁忌,以往曾經「理所當然」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中華民國國慶」大牌扁已沒法公開展示,慶祝雙十也要只能十分低調。 那些「幸免於難」的紙皮箱上的「中華民國」,還能保留多久?「國安法」實施後,不知高舉「中華民國國旗」會否觸犯法例,也不知武漢肺炎疫情完全受控後,港人是否能繼續示威遊行。而那些仍然堅持遊行時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人、那些曾參與「反送中」抗爭者,以至香港那些成功爭取中華民國護照的前「國腳」,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又會如何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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