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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滴水穿石遇上驚濤拍岸 — 基層工會的發展前路

當滴水穿石遇上驚濤拍岸 — 基層工會的發展前路

【文:杜振豪(職工盟組織幹事)】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

保安、清潔業等基層工會,與偏向文職及專業界別的新工會,在組織手法及成員年齡層上形成鮮明對比。職工盟組織幹事杜振豪指出,基層工會以個案跟進吸納會員的方法,多年來面對著大眾工會意識薄弱,及過份依賴受薪幹事等局限。

作者從經驗說明,基層工會介入政治議題,並非完全沒有群眾基礎,亦認為工會需揭露勞工議題的政治性質,不能在政治立場上蒙混過關。但作者強調,工運仍需建設實名職場組織、重視邊緣勞工的處境,在運動低潮承載群眾的公共生活。

反送中運動爆發的政治能量,徹底改變了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也催生了百花齊放、方興未艾的新工會浪潮。面對步步進逼的威權統治、愈發收緊的政治紅線,工會運動何去何從,已經成為無法迴避及拖延的當前問題。在風風火火的政治運動中,相對於旗幟鮮明、成員普遍較為年輕的新工會,基層工會(註 1)的表現並不突出,甚至隱沒不見。當下基層工會面對怎樣的困難?如果基層工會在逆權運動中暴露了一些問題,新工會的方向會是答案嗎?本文將根據筆者自身工作經驗及觀察(註 2),嘗試述說基層工會的發展困境,以及過去一年半的反思。

既有組織方法的局限

基層工會的組織方法,按行業情況會出現不同面貌及策略,但大多是透過跟進個案或介入工潮,繼以吸納會員及壯大組織基礎。以筆者支援的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為例,大部份現有會員網絡,都是歷任工會幹事跟進個案時累積下來的人脈;部份曾經發生工潮的職場,更有幸發展為工會據點作長期經營。接下來的組織工作套路,就是在爭取職場權益的過程中,尋找及培育出工人領袖,鼓勵他們加入理事會倡議行業權益,繼而推動整體工運,尋求社會改變。這個由「職場權益」到「行業權益」,再由「行業權益」到「社會事務」的路線圖,也是由關注個人利益到集體利益、關注短期利益到長遠利益的政治化過程。這個過程說來簡單,但時間可以很漫長。假如有充足資源長期支援,確實能夠創造「滴水穿石」的成果。

上述組織方法需要克服不少困難,例如徐考澧提到的「根基淺弱」問題(註 3)。工會意識低落,是香港社會的歷史問題。工人遇有職場難題,傾向用個人方法尋求改變,極少考慮集體爭取。加上建制工會財雄勢大、派發福利的形象深入民心。一般人遇到工會招攬,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咩著數」及「會費幾貴」(註 4),而非可以透過工會解決甚麼問題。即使有職場疑難需要工會協助,不少案主的心態都只是交會費買服務。只有少數恩義心較強的案主會留下來做會員,可以慢慢發展;大多數案主在個案完結後,次年便不再續會。至於組織集體爭取或介入工潮方面,當工人解決了迫切的職場需要後(例如遣散費或加薪),也往往失去持續改變現狀的動力。背後原因有組織工作細密程度及人力資源投放的問題,但難以扭轉普羅大眾對工會的理解也是重要的背景。

另一方面,透過個案工作吸收得來的基層工人,通常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高。培育他們慢慢成長,學會支援及組織其他工人,甚至成為具備行業視野(乃至成熟政治意識)的工人領袖,除了需要運氣,也需要漫長的相處時間。因此,基層組織工作往往是進三步退兩步,甚至有時進兩步退三步。在這種困境下,不少基層工會均出現動員力有限、活躍會員不足、理事會老化等等問題,最後工會變得非常依賴受薪幹事。針對這個問題,過去數年職工盟提出「屬會自立」計劃,支援及鼓勵理事參與更多工會事務,減少依賴受薪幹事,可惜成效未如人意。雖然基層工會經營艱難,但如果有時間慢慢增加工會的民間影響力,待香港普羅基層工人的工會意識有所提升,情況應該可以改善。

然而,反送中運動的爆發,以及緊接而來的國安法,已經宣告香港走到歷史的轉捩點。未來的政治環境,可以預計將會愈來愈嚴苛,逐步逼近中國大陸的監控管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公民組織紛紛步入生命倒數,目前依賴公民組織資源生存的基層工會,也將走向黃昏。假如基層工會無法擺脫依賴受薪幹事、盡快促成工人獨立運作的發展模式,眼前的耕耘恐怕只是鏡花水月。同時,在香港社會逐步滑入深淵時,先別說形成反抗力量,工會又是否能夠與已經參與政治抗爭的基層工人共同進退?這些都是基層工會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

政治化的現實困難

如上所述,在風雲色變的政治形勢下,尋找新的發展路徑已經成為基層工會的「限時任務」。那麼倣效新工會以政治議題組織工人,會否是其中一條出路?不同基層工會可能會有不同答案。例如職工盟旗下的建築地盤職工總會,便在運動浪潮下轉型為更年輕、更政治化的工會。去年誕生的芸芸新工會中,也有部份存在基層工種。但如果工會屬於中年及長者為主的基層行業,情況便大為不同。以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的會員為例,他們大多是 60 歲以上的基層長者,不會使用互聯網作為資訊接收渠道,WhatsApp 的使用率也不足一半。基層長者面對巨大的數碼鴻溝,大部份沒有閱讀新聞的習慣,對於政黨政治只有含糊的了解。因此,他們往往是建制派在社區上籠絡的對象,但他們只是在政治上相對遲鈍,並非天然的獨裁政權支持者。

反送中運動爆發後幾個月,當時筆者曾經探訪飽受催淚煙困擾的街道清潔工人以及幾個工會據點,婉轉試探他們對示威者的態度,同時也用電話做了一個小型問卷調查,了解會員對這場運動的想法。整體來說,無論是對警察及政府的信任程度,抑或對示威者的觀感,他們的回答大致貼近當時民意調查(註 5)所屬年齡群組及教育水平群組的統計結果。回答問卷的會員中,對政府及警方的信任程度,平均來說不足 3 分(滿分為 10 分)。其中七成人明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甚至有三成人回覆曾經參與反修例遊行或集會。不過,他們普遍不支持過於激烈的示威方式,屬於坊間形容的「和理非」。

從上述訪查可見,基層工會介入政治議題,並非完全沒有群眾基礎,問題是如何找到他們,然後形成集體力量。當時筆者成功邀請一些過往從未現身的會員參與民陣遊行,可惜,後來社會形勢愈演愈烈,政府開始禁止合法遊行集會,「和理非」可以參與的空間也愈來愈少。與此同時,筆者也開始透過不同途徑嘗試接觸政治化的工人,但成果暫時難言理想(註 6)。但是必須留意,鮮明的政治立場也會引來部份基層工人的抵觸。除了個別會員的退出或淡出,當工人考慮發起集體爭取時,也會憂慮政治化的工會介入事件是否會增加風險。

上述工作依然有待繼續試驗及檢討,但從目前經驗看來,以政治議題聯繫基層工人,並不比職場組織容易。當社會運動氣氛徘徊低谷,則更難見效。此外,雖然政治化的工人習慣從集體利益的層次思考社會問題,而且更願意付出工餘時間參與政治活動,卻不等同他們同樣願意投入職場抗爭,或在職場開展組織工作。整體來說,政治化的組織策略並非坦途,而且與集中強調勞資矛盾的傳統職場組織工作,存在一些張力。

雖然如此,筆者認為連結政治化工人,繼而揭穿勞工議題與政治無關的假象,依然是基層工會的必然方向。避談政治議題、僅僅專注職場組織工作,「根基淺弱」的問題將難以改善,提升整體社會的工運意識也將無從談起。此外,如果工人在政治問題上取態南轅北轍,工會內部當然也不可能同心同德,遑論發動任何職場抗爭。但在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從事任何抗爭最後都會觸碰政治問題。無論是理念還是現實層面,工會在政治上含混過關都不是合理選擇。

基層工會對民主運動的意義

如上所述,基層工會前路未明,連結政治化工人不是捷徑。經歷反送中運動的去中心化抗爭,或許有些人會開始疑惑,是否需要執著於工會的固有形態?進一步說,在荊棘滿途的民主運動上,基層工會又可以扮演甚麼角色?確實,如果過程中能夠推動整體工運穩步向前,個別工會組織基於社會形勢而緣生緣滅,可能不必太過介懷。但這不是說工會組織已經不再重要,可以由 Telegram 群組或匿名組織取代。

社會運動需要爆發力,也需要持續性。沒有爆發力,則難以深刻改變社會肌理;沒有持續性,則無從累積有待爆發的群眾基礎。無論是 2014 年的雨傘運動抑或是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在爆發出巨大的群眾能量前,均有賴不同團體及政黨蘊釀氣氛,推動時勢。2014 年是學聯、學民思潮、和平佔中,2019 年便是團結拉布的民主派議員及發起遊行的民陣,他們的工作均不可能由匿名組織取代。同樣,工會組織若要發揮領導或示範作用,也需要公信力、透明度、開放性,才能代表工人的聲音,並且受到群眾監察。進一步說,職場組織及抗爭講求互相信任及建立長期關係,這也不是匿名組織的長處。

在上述基礎上,基層工會對民主運動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反送中運動浩浩蕩蕩,黃藍陣營壁壘分明,浩瀚的人數容易令參與者產生危險心態,認定會「醒覺」的人已經全部「醒覺」,餘下問題只是如何動員。但其實能夠爭取多一個人,敵人的力量便少一分,社會運動永遠不應該嫌人多。基層工會的組織對象,包括不少營營役役、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中年人或長者。他們相對難接觸社交媒體資訊,政治傾向主要受自身人際網絡影響。他們不是既得利益的統治階級,甚至是官僚資本主義的受害者,但如果沒有人理會,他們很可能會倒向支持極權政府。連結基層工人建立組織生活,從實踐中體驗民主價值,正正是基層工會可以補充的重要一環。

與此同時,基層工會的運動視野,也是民主運動不可或缺的部份。即使身處同一片土地,不同階層及背景的工人的生活處境,也可以有很大差別。舉例說,運動期間流行的口號「大人肯罷工,細路唔使衝」,似乎假定罷工只會造成一些可以短期恢復的收入損失。對於大部份不是處於這種經濟狀態的工人,恐怕只是無效的情感動員,甚至徒然將彼此的距離拉得更遠。當我們討論「民主」及「自由」,往往很少強調經濟問題的制肘,彷彿追求民主自由只是政治權利問題,可以與資源分配無關。基層工會的聲音絕對有助緩和民主運動的失調。

階級矛盾展現的對抗形式,固然不限於經濟鬥爭,也會表現在政治鬥爭。反送中運動的導火線為反抗政治壓逼及奪回政治權利,在較廣闊的脈絡上卻可以理解為階級矛盾的綜合爆發。問題是源於階級矛盾的政治鬥爭,並不必然指向階級解放。換言之,我們必須回答「革命往何處去」的問題,而缺乏經濟或民生願景的政治鬥爭,恐怕難以帶領我們到達「光復」後的理想社會。最粗淺的例子,便是批評黃店未有善待工人,反而會被群眾扭曲為「鬥黃」。

有論者指香港工運面對「範式轉移」的問題,「新工運」需要「擺脫既存泛民政治的範式」,不再「囿於『扮演勞工聲音』的角色」(註 7)。筆者同意上述觀點,但如果這種「新工運」沒法將經濟訴求或勞工權利注入運動願景,所謂「新勞工主體」充其量也只是更換了抬轎對象,難以真正當家作主。直接一點說,如果社會運動或革命必須建基於共同體,「香港人」共同體與「香港工人」共同體有分別嗎?基層勞工及邊緣勞工會被名義上包括但實際上忽略,還是能夠真正被看待為共同體成員?這是「新工運」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是基層工會的聲音能夠補足的地方。

結語

受疫情及國安法夾擊,過去大半年運動氣氛持續低迷,伴隨運動而生的新工會難免受到影響。要促成人人嚮往的大罷工,組織工會不是捷徑,只是必經之路。加上面對政治打壓,不同工會紛紛失守,大概很多人會質疑工會「無用」。但其實正正在這些時候,工會作為「陣地」才顯得特別重要:圍爐取暖,互相支援,鞏固既有的公共生活,避免無助的群眾退回私人場域安於「小確幸」。運動低潮時的組織基礎,將決定日後運動高潮時的抗爭形態及可能性。

基層工會的發展前景,不可能脫離於整體工運的興衰,也不可能獨善於險惡的社會形勢,所以必須介入政治討論。如果我們能夠提升整體社會的工運意識,並且補足基層工會的視野,即使個別工會一時無以為繼,他朝也有望浴火重生。工會組織要扭轉意識形態,扭轉生活習慣,最後扭轉社會關係,肯定是漫漫長路,但絕對是一條值得耕耘,而且有待開發的路線。風雨如晦,前路難行,願與諸君共勉。

 

註釋:
1. 本文所謂「基層工會」,主要指職工盟旗下的基層行業工會,行業包括保安、清潔、飲食、地盤等。這些工會的活躍成員大多在 50 歲以上,職業上偏向體力勞動。至於過去一年冒起的新工會,活躍成員大多集中在 25-40 歲之間,偏向文職及專業界別。兩種工會在組織方法及成員年齡層方面,形成頗為鮮明的對比。
2. 筆者在職工盟組織上,在分工上負責物業管理行業,包括兩個行業工會及一個企業工會,運動期間也曾經協助成立一個新工會。
3. 徐考澧〈「工會除咗收會費仲識做乜?」— 新工會的組織難題〉,2020 年 11 月 29 日。
4. 基層工會的會費,只是每年港幣一百幾十元,財政上遠遠不足以支持一名工會幹事。
5. 《蘋果日報》委託香港民意研究的警民衝突民意調查,2019 年 8 月 13 日。
6. 部份經驗可以參見《蹲點》的口述筆錄,2020 年 6 月 16 日。
7. 參見鄧建華〈現在即是開端:給工盟獄中書〉,2020 年 10 月 15 日;同樣觀點也可參見鄧建華〈浮沙下的真象:活在極權下新工會的角色〉,2020 年 12 月 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