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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民族的精神,文字是民族的生命 – 從《機密行動:我們的辭典》看韓國人守護母語的奮鬥史

語言是民族的精神,文字是民族的生命 – 從《機密行動:我們的辭典》看韓國人守護母語的奮鬥史

《機密行動:我們的辭典》(말모이)以日本帝國統治朝鮮的1940年代為背景,以及以1942年「朝鮮語學會事件」作為改編,故事主要敘述被日本帝國的職統治下,沒有了國家的朝鮮人也即將永遠的喪失了他們的母語—朝鮮語,而奮不顧身編寫辭典極力挽救即將消失的母語的故事。

國破家亡喪失獨立,語言也會跟著漸漸死去

1910年〈韓日合併條約〉的簽訂正式宣告了大韓帝國的滅亡,從此進入了現在韓國所謂的「日帝強佔時期」,接著在1911年、1922年、1938年以及1943年總共實行四次的〈朝鮮教育令〉,確立了日本語為「國語」的地位,而朝鮮人的母語朝鮮語則在教育體系中漸漸的被限縮授課時數,1938年被列為選修,1943年隨著戰爭的爆發與皇民化時期,朝鮮語與朝鮮史正式的在教育體系中被禁止。

而「朝鮮語學會」則是一群致力於研究韓文與韓語的學術組織,創立於1921年12月3日,前身名為「國語研究學會」,在1933年該學會頒布了「韓文拼寫統一案」,替戰後的韓國與北韓的韓文標準化提供了基礎,戰後改名為「韓文學會」(한글학회),由於其主張「韓文專用」(한글전용)以及「只寫韓文運動」(한글만쓰기운동),強調日常只寫韓文字,對於戰後的韓國在韓漢文混用到最後韓文專用政策的崛起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鼓吹作用,韓國在朴正熙執政時期廢除了漢字,因此韓國與較早廢除漢字的北韓一樣成為了文字與語言合一不再需要外來的漢字拼寫系統作為自己的書寫文字的國家。

發生在1942年的朝鮮語學會就在日本帝國意圖滅絕朝鮮人的母語的背景下發生,在先前1936年頒布的〈朝鮮思想犯保護觀察令〉以及1941年的〈朝鮮思想犯豫備拘禁令〉的運用下,不少人被視為思想犯受到追捕、入獄與拷打,著名的事件人物包括了崔鉉培(최현배)被判入獄4年、李克魯(이극로)刑期最重被判入獄6年(因日本戰敗朝鮮獨立實際執行3年),總共數十人遭到逮捕起訴,也有韓澄(한징) 李允宰(이윤재)死於獄中。

말은 민족의 정신이요, 글은 민족의 생명입니다 (語言是民族的精神,文字是民族的生命)

電影中,以柳海真飾演的劇場的失業員工金判秀,與尹啟相飾演的朝鮮語學會的會長柳政煥作為主角,分別代表了朝鮮社會當中的一般不識字的基層民眾,與朝鮮的知識教師與學者,金判秀從目不識丁到在學會工作並且在學會成員的教導下識字,並且瞭解了語言與文化的重要性,像是學會成員具慈英在以韓文「우리」這個詞彙對著金判秀解釋了語言與民族的關聯,所以朝鮮人會說「我們的」(우리)而不會說「我的」(니의),語言反應了朝鮮人民族性當中的集體性,而這正是語言文字代表著民族的根基。

金判秀漸漸不但能夠從目不識丁到會認字,甚至徹夜讀起了小說,感受到了文字蘊含的感情而跟著邊讀邊流淚,也能夠從認為不管用什麼語言與文字只有能使用就好,到感受到自己的兒女與其他大多數的朝鮮學子一樣開始漸漸地習慣只講日本語,與柳政煥剛留學歸國遇到的朝鮮小孩只說日語完全不會說朝鮮語同樣深感到悲痛一樣,感受到了身為朝鮮人的民族精神正在慢慢地被連根拔起、刨除。

而兩人的合作編寫辭典,如同那句「한 사람의 열 발자국보다, 열네놈의 한 발자국이 더 낫지 않겠」(比起一個人的十步,十四個人的一步不是更好嗎),在蒐集朝鮮各地的方言(사투리),金判秀與他們同伴們與學會的成員不同,方言對他們來說就是自己的母語,不需要像學會的學者需要到處去收集詞彙,不但是費時費力,更是表達出了語言不僅僅只是一個學術科目或是一個工具,更是一般庶民的日常,也正是因為如此,語言才會是活的,而不只是存在於書本上的知識。

電影在這裡刻意用了學者與庶民的不同作法也是一個特別的劇情表現。另外有趣的是電影的名稱使用말모이而不是사전(辭典),而말모이原本是1910年的「朝鮮光文會」未能出版的韓語辭典的名稱,電影使用了辭典的純韓文名稱,而不是使用漢字詞的사전(辭典),除了表達韓文的獨特重要地位之外,말모이本身是兩個詞所組成的,말是話語之意,모이다則是匯集、聚集的意思,除了有詞彙語言匯集在一起之外,也呼應了電影內容,韓語辭典是眾人聚集在一起完成的,語言與文字也是屬於眾人的。

從日帝到戰後 – 奠基了兩韓民族語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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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主角之柳政煥的原型一李克魯,來源:https://encykorea.aks.ac.kr/)

另外故事中鮮語學會的會長柳政煥的原型李克魯(이극로),1893年出生於慶尚道宜寧,早年參與了獨立軍,並受到尹世復與朴殷植等獨立運動家的影響,並且先後在上海的同濟大學與德國柏林大學完成學業,後致力於韓文的研究,在1929年成為《朝鮮語辭典》的執行委員、1930年制定了韓文拼寫法,1935年成為朝鮮語標準語的核實委員,並且在1936年《朝鮮語辭典》編撰執行委員並同時擔任朝鮮語學會的總幹事。

在朝鮮語學會事件被捕判刑6年(因日本戰敗朝鮮獨立實際執行3年),戰後1946年贊成美軍的「左右合作運動」(좌우합작운동),並且在1948年前往平壤參加「全朝鮮諸政黨社會團體代表者連席會議」(전조선 제정당사회단체 대표자 연석회의)(又稱南北協商或者南北連席會議),後就一直留在北韓,參與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並且繼續了朝鮮文的研究,其後更主管了1966年以後開始的「文化語運動事業」(문화어운동 사업)。

北韓至此展開了屬於自己的朝鮮語的「標準語」的政策,由南韓首爾舊有的標準語為中心,開始以平壤為起點並帶有工人階級與革命傾向的人工標準化,並且同時也是一個語言純淨化的過程,不僅將漢字廢除,甚至在漢字詞與其他外語上以純韓文代替,而經過這場語言的革命,北韓所使用的韓語稱為「文化語」,不僅是大量的詞彙與發音規則都與韓國的標準語不同,漢字詞與外來語也比韓國更大量地使用純韓文書寫,也讓兩韓之間的語言文字產生了極大的差異,而李克魯或者朝鮮語學會,以及其遺產《朝鮮語辭典》對兩韓影響巨大,其最早統一了拼字與標準語為兩國的語言打下了基礎。